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重温民革和民革前辈参与新中国建立的历史，继承发扬民革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我们从民革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民革前辈与新中国的建立》中摘取部分内容，于国庆假期推出“国庆特辑——民革前辈与新中国的建立”专栏，以纪念为新中国建立而竭诚奉献甚至英勇献身的民革前辈。敬请读者关注。

　　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人，生于上海。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民革中央第一届名誉主席。1981年5月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第一、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9年8月28日这天，毛泽东很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让给他准备衣服。吃过午饭，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那套只有重大活动才拿出来穿的浅色礼服。尽管到前门火车站的路途不远，在毛泽东的催促下，汽车还是提前出发，15点45分毛泽东已经到了站台。

　　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还有何香凝、沈钧儒、陈其瑗、郭沫若、柳亚子、蔡畅等几十人先后来到站台，站台上到处是手拿鲜花和彩旗的欢迎人群，大家欢快而又急切地等着一位重要人物——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到来。

　　此时，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新中国成立在即。在国人心目中，宋庆龄端庄娴静、意志坚强，是中华民族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英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即将举行的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那将是历史的缺憾。

　　16点15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前门火车站，列车尚未停稳，宋庆龄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车门玻璃后。她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微笑着向人们招手致意。车刚停稳，毛泽东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亲自欢迎孙夫人下车。

　　毛泽东伸出双手，与宋庆龄热烈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1949年进北平之初，毛泽东到火车站接过两个人，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是程潜。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已经联名给宋庆龄秘密发出邀请电报：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子

　　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严密监视，行动不自由，身体又不好。华南局认真研究中央指示后，决定派中共著名特工华克之执行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请他们设法帮助宋庆龄北上。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经过认真思虑，宋庆龄用英文亲笔复函：“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的电文，心绪难以平静。她既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自己的尊重和深情所感动，更为中国革命大业终将告成而兴奋。2月20日，她伏案疾书，又用英文写下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的。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不久的将来光荣地完成。

　　尽管宋庆龄没有去香港，但是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劫持去台湾，宋庆龄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经常变换住处。

　　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宋庆龄对来访的史良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她兴奋的对英文秘书卢季卿说：“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上海解放扫除了宋庆龄北上参加建国大业的障碍。6月28日，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持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拜见宋庆龄，迎接她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耑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邓颖超抵沪当晚，并没有贸然上门，而是先让陪同来沪的廖梦醒先行试探，去看望宋庆龄，并说明来意。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廖梦醒一提起北平，宋庆龄就深深地沉浸在对孙中山的怀念之中，她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此前两次北平之行都给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第一次她陪丈夫孙中山来北平，结果孙中山因病去世，当时她年仅32岁，首次北平之行对她造成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29年，宋庆龄第二次来到北平，是她到碧云寺为孙中山更换棺木。宋庆龄的两次北平之行都让她十分伤心，她怕去北平勾起自己最痛苦的回忆。

　　但宋庆龄此时又很明白，新中国成立在即，这是无数人数十年浴血奋斗的结果。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见面之后，邓颖超并没有着急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拿给宋庆龄，而是与宋庆龄叙述老朋友的别离之情。紧接着，邓颖超介绍了她参加土改、解放区翻身农民的喜悦和踊跃支前，以及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新政协筹备情况。

　　正在宋庆龄听得入迷的时候，邓颖超适时把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拿了出来并说：“我们党中央提出建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派我携带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来上海看望您，邀请您到北平来商议国家大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看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宋庆龄深受感动，立时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到北平。

　　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饭店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她亲自撰写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

　　向人民的胜利致敬！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旗帜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向人民的力量致敬！这是大地上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温暖和光辉流传照耀到每一个为反动势力所笼罩的黑暗的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这是胜利的高潮，荡漾到每一个口岸。欢迎我们的领袖——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很艰难困苦的路程上百炼成钢、在乡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袖。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政策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主义。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7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电，对护送宋庆龄北上应注意的问题作出安排，提出宋庆龄病体难支，北上时应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直开北平，并附餐车。

　　当时有三个单位要推举宋庆龄为代表。7月18日，周恩来、李维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7月21日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名义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建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接受了邓颖超的提议。

　　8月6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新政协9月开会，孙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来京为好，并请她9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火车前往北平。8月28日到达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相谈甚欢。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起，共商建国大计。作为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得力助手和忠诚伴侣，孙中山事业的伟大继承者的宋庆龄，更觉胜利来之不易，难以抑制喜悦和兴奋，她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

　　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1949年11月9日，宋庆龄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她说：“我这次到达北平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的是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宋庆龄专门叙述了参加开国大典时的兴奋心情，“接着是一连串各种各样使人兴奋的事情，有两桩是最使人感动的”，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二桩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支持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革是新政协的组成单位，宋庆龄在促成民革成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2月，李济深在秘密离沪赴港前，在沪秘密会见宋庆龄，向宋庆龄介绍了筹建民主派组织的设想，宋庆龄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嘱咐他“多发挥作用”。1947年下半年，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陈此生等人在香港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10月，他们具体讨论组织的名称、纲领、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关于定名问题，当时柳亚子建议以“中国国民党民主联盟”为名，但也有一些人主张不用。不久，宋庆龄从上海捎口信给何香凝说：

　　“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考虑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经过何香凝、朱蕴山等人的解释工作，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筹备讨论会上，大家一致希望宋庆龄南下领导，遂推举柳亚子执笔，由李济深、何香凝、彭泽民、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联名写就《上孙夫人书》。信中指出，国民党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为此，他们决定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信中恳切的表示：“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朱学范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主席，通过协会在上海的关系，请俞志英同志到香港来。俞志英同志既在劳动协会工作，又在中国福利会工作，能够经常见到宋庆龄同志。朱学范把《上孙夫人书》交给俞志英，俞志英接受这个重大任务后，通过龚澎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向他请示如何更好地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章汉夫对她说：“你不用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并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参加这个革命组织，经她缜密考虑，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宋庆龄同志已把这个想法向我党谈了，我们党完全尊重宋庆龄同志的意见。”朱学范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分别拜访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陈此生等同志，将宋庆龄同志的意见转告大家。每个同志听后都很兴奋，纷纷表示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爱护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在筹组民革的过程中，当宋庆龄了解到国民党特务准备赴香港谋害李济深时，立刻派专人到香港通知他加以防范。1947年12月，李济深专程由香港秘密赴上海，向宋庆龄汇报民革筹备情况，并恳请她南下主持即将成立的民革中央工作。宋庆龄重申留在民革之外从事革命活动要比参加民革更为有利，她坚决支持民革的成立，鼓励李济深等人把民革尽快筹建起来，把国民党里一切进步和愿意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奋斗。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

参加新中国建设

　　宋庆龄以昂扬的斗志热烈地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中，直至终生。1952年国庆节前夕，宋庆龄专门整理出版了个人文集《为新中国奋斗》，并由周恩来总理题写书名。为新中国奋斗——这就是宋庆龄同志毕生致力的高度目标，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她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参加或有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会和常委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当有重大议案要讨论时，她非常忙碌，如1954年拟定宪法草案时，骨折后的她仍每天花大量时间看文件材料。宋庆龄不辞劳苦，认真调查研究，对于国家的建设、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做出了很大贡献。

　　宋庆龄早年留学美国，居住日本，流亡苏联，是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士。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承担了大量的国家外交外事活动，多次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广泛开展民间外交，经常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和外国贵宾，为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相继担任了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扩大和加强同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把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她为新中国妇女提出了新任务：首先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技师、经理、教员、拖拉机手、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熟练的工人；其次是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真正实现中国宪法所赋予妇女的各种权利。1951年，宋庆龄还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0万卢布奖金捐赠给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福利会利用奖金在上海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1952年宋庆龄被推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1953年在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同志当选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福利会先后创办了儿童剧院、少年儿童图书馆、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还有深受广大小读者欢迎的《儿童时代》杂志。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从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前，全国人大组织了考察，会上宋庆龄作了《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的发言，她说：“过去我曾经看过东北的新工业基地，这次我视察江南的农村和上海的纺织业及社会福利事业。我见到了许多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和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我们事业的成长，也看到了‘五年计划’胜利的保证。中国人民在从事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的时候，是抱着坚定不渝地为和平而努力的信念。我们建设事业取得的每一步发展，都将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也将增进世界的和平。这种信念将始终鼓舞着我们，来推动事业胜利的完成。”